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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cember 27, 2025

纳吉在任期间,最广为人知的是一系列直接影响民生的政策,包括BR1M现金援助、燃油补贴、电费与生活补贴、一马诊所、平价商店(Kedai Rakyat 1Malaysia)等。
这些措施让不少中低收入家庭在短期内减轻负担,消费能力提高,也让“钱比较好用、日子比较轻松”的感觉变得明显。但这些政策多以政府补贴和举债支撑,属于短期舒缓型做法,并没有同步进行结构性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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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纳吉执政时期,政府开支明显扩大。2009年政府债务约3623亿令吉,到2017年已升至超过6851亿令吉,几乎翻倍。
财政赤字多年居高不下,国家收入结构并未有效改善。大量补贴和“派糖”政策,虽然换来短期支持,却削弱了国家财政韧性,也压缩了未来政府的施政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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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吉推出过“新经济模式”“经济转型计划(ETP)”等政策蓝图,强调高收入国家目标与外资投资。然而,关键的制度改革如税制公平、官僚体系效率、反垄断与透明治理,并未真正深入落实。
消费型经济被放大,但生产力、创新能力与高附加值产业发展,成效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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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,纳吉政府推行消费税(GST),目的是扩大税基、改善财政结构。这项政策在设计上并非完全错误,但执行与沟通不足,加上同时爆发的贪腐争议,导致民怨强烈。
最终,GST成为2018年大选的重要败因之一,也在政权更替后被撤除,反映政策缺乏社会信任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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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吉时代最具争议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,是一马发展公司(1MDB)丑闻。作为首相兼财政部长,他被指在任内未能阻止,甚至涉及挪用超过22亿令吉的1MDB资金。
案件揭露主权财富基金被系统性滥用,监管机构失灵,国家声誉严重受损。直到今天,政府仍需为1MDB相关债务与利息买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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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庭已裁定,纳吉在1MDB相关案件中,面对的4项滥权罪及21项洗黑钱控罪全部成立。
这些判决是司法程序的结果,也标志着纳吉时代从政治争议,走向法律定论的重要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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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大选后,纳吉提出“华人海啸”说法,被视为其政治路线的重要转折点。此后,族群与宗教议题在政治中被更频繁使用,极端言论开始浮现,多元路线逐渐弱化。
这一时期,社会撕裂加深,为后来长期的政治对立埋下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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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纳吉执政期间,首相署权力高度集中,国会、执法与监督机构的制衡作用备受质疑。当制度无法有效约束权力时,即使表面“稳定”,实质却是风险不断累积。
一旦问题爆发,代价极其沉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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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吉时代,确实让部分人民在短期内感到生活较为宽松;但这份安逸,是以高债务、弱制度和巨大丑闻为代价换来的。他留下的,不只是补贴和现金援助,也包括沉重的国家账单、受损的国际形象,以及至今仍在修补的制度裂痕。
理解纳吉时代,不是为了情绪化怀旧,而是为了避免同样的错误再度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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